孙逸超，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曲阜师范大学东亚易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兼任上海周易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儒学史、易学史、礼制史。

朱子早年有一种不同于“拗作两截”的先天圆图画法，以及受程迥影响的“加一倍法”的横图，不同于传统“拗作两截”的单一认识，朱子实际上在淳熙后期确立了对方圆图的“从中起”、卦气流行、“交相博易”的三个诠释层次。对伏羲自然淳厚的信念，使得朱子不认可蔡元定的圆形加一倍法，坚持“从中起”而后卦气流行，进而影响到其由《先天图》阐发的体用观念。基于邵雍的“数往知来”章与“阴阳上下相交”章，朱子区分出了伏羲本意的画卦法与邵雍的博易法。前者在产生圆图的同时包含了卦气流行，以及体立用行的哲学意涵。后者则是邵雍之易，而朱子又对其博易说进行了改造，使其能被适当地吸收成为朱子多层次体系的一部分。

先天图；邵雍；朱熹；蔡元定；加一倍法

过去一般以为朱子对《先天图》的解释就是邵雍（字尧夫，谥康节）原意，这个认识近来受到不少学者质疑。郭彧实际采用的是张行成的做法，陈睿超则是以林至的画法为基础的。李育富提出了“乾之五爻分”的新解释，并由此揭示其中的体用、变应关系。尽管既有研究注意到朱子对《先天图》的诠释与邵雍原文和图式原意之间的差异 ，但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北宋中期以来诠释转变的延续，同时也有朱子基于其自身理学体系而进行的创造。澄清和辨析朱子的创建有助于发明朱子自身体用思想和哲学体系的复杂性。

一般认为朱子《先天图》的产生，是先由“加一倍法”生六十四卦横图，再由横图从中截开，拗作两截，首尾相接得圆图。但朱子对《先天图》的诠释是逐渐发展的，对六十四卦圆图的画法和图示的理解也有多重层次，尚有其他诠释层次和理解未被注意。而且，过去多不区分朱子与邵雍、蔡元定对《先天图》的意见，对朱子方图、圆图的确立过程及其结构也较少作细致分析考察。本文将考察朱子的六十四卦横图与圆图结构的确立过程及其多重诠释层次，厘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和误解之处。重点论述朱子对邵雍《先天图》的改造，以及与蔡元定的分歧，从而揭示朱子《先天图》诠释的结构特点及其哲学意涵。

朱子在南康军任上时就开始直接接触当时几大象数易学家，其中就包括程迥，并开始认真思考象数问题。到了淳熙十一年、十二年之间确立了先天学“乃易学纲领”的易学体系，并在淳熙十三年三月序定并刊刻《易学启蒙》。可以说，从淳熙七年到十三年短短六年中，朱子着力思考易学纲领，并最终确立了以先天卦图为根本的易学体系。而在与程迥交往之前，朱子已经对先天横图和圆图有一定的了解和看法，尽管这些认识在日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用“加一倍法”解释横图大概出现于绍兴末年，而朱子对横图画法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他的认识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程迥（号沙随，世称“沙随先生”）。朱子在南康军任上开始与沙随正式通信交往，其中说道：“两仪四象之说，闽中前辈尝有为此说者，鄙意亦窃谓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来示，斯判然矣。”在另一封给李椿的书信中，他说：“程君《蓍说》亦尝见之。其人见为进贤令，至此数得通书，恺悌博雅，君子人也。” 可见朱子在此之前对六十四卦横图、圆图的产生方式虽有所了解和思考，但尚未形成成熟确定的看法。

沙随《周易古占法》一书刻于绍兴三十二年，朱子来南康之前曾经读过这部书，所谓“程君《蓍说》亦尝见之”是也。到了南康之后，因为当时沙随为进贤县令，进贤县属隆兴府，与南康军相邻，朱子有机会仔细讨论沙随的见解。沙随就是由他的“加一倍法”得出八卦横图的，朱子本来就对此有所认可，但还不十分确信，经过和沙随的讨论，他坚定了用递升而倍的方式产生八卦的看法。当然朱子也不是完全同意程氏的看法。他在书信中又说：

但谓两仪为乾坤之初爻，谓四象为乾坤，初二相错而成，则恐立言有未莹者。……妄意两仪只可谓之阴阳，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别，而其序亦当以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为次。盖所谓递升而倍之者，不得越 与而先为也。

两仪四象，恐须如先天之序，乃为自然之数。而始乾终坤，理势亦无不可。若必欲初次，乃是以意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二象之上各生两爻，即须以乾、兑、艮、坤为次，复无所据。

沙随以太阳、太阴、少阴、少阳，与先天横图之序不同。老阳、老阴居前，似乎是因为以乾坤为父母。但后面的排列明显不够自然，因此朱子对此提出批评。但沙随是由八卦相重得六十四卦，而非逐爻递升，因此朱子对此也并没有提出反对。

另一个来源就是朱子在给程氏书信中提到的“闽中前辈”。究竟谁指，朱子没有明说，不过很可能是蔡氏父子。“加一倍法”的出现本来就很神秘，可能本就在道士隐者中流传，蔡氏父子或于此得之。无论如何，蔡元定是明确采用了“加一倍法”的。基于这两个来源，朱子明确了用“加一倍法”解释先天横图的宗旨。

朱子对圆图的认识也很早，他在给柯国材的书信中说：

所示易卦次叙，此未深究，不敢轻为之说。但本图自初爻而阴阳判（左三十二卦共一阳，右三十二卦共一阴），次爻即一变而阴阳交（左下十六卦之阳，右下十六卦之阴，上交于右上之阴，下交于左上之阳）。又次爻又一变而又交（兑与艮交，震与巽交），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此次叙甚明，其所以为易者，盖因阴阳往来相易而得名，非专谓震巽四五相易而然也。）

这封书信写于隆兴二年闰十一月，柯氏是以当时流传的邵雍的先天圆图的六十四卦次序为问。朱子给出了一个解释，但他自己并不十分确定。之后成熟期的画法确实与此略有不同，但是朱子画法的核心已经呈现出来了。朱子认为圆图卦序的核心在于“交易”。圆图本来是左阳右阴，第二爻开始是阴阳相交。这里的上下相交有些奇怪，可能是用下半部分的阴阳去交上半部分的阴阳，使得第二爻与第一爻阴阳相杂。所谓“上交”是下半部分整体逆时针旋转去交右上，所谓“下交”是下半部分整体顺时针旋转去交左上。这样右上是右下的阴去交，左上是左下的阳去交。右下是左下的阳来交，左下是右下的阴来交。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当然也可能是“左下十六卦之阳，右下十六卦之阴，上交于右上之阴，下交于左上之阳”，但是此句有误，当作“左下十六卦之阳，右上十六卦之阴，上交于右上之阴，下交于左下之阳”，这样就与日后的“交易法”一致了。

不过朱子在《答柯国材》四书中又说：“逆顺之说，康节以为先天之数。今既晓图子不得，强说亦不通，不若且置之。” 朱子对自己的解释看来也不敢肯定。

总之，朱子早年就对邵雍圆图有所认识，并且主要以“交易”的方式解释，并非将横图从中截开而得，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对于邵雍圆图的画法，即在某种程度上采用“加一倍法”画圆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朱子自己鲜明的特点。这个做法与后来蔡元定迥然不同，可能是朱子自己的发明，却奠定了其对邵雍圆图的基本解释方向。

但此时的画法和朱子成熟时期的画法仍有三点不同，一是六十四卦从开始就分好，然后进行“交易”。这实际上是卦变，而非“加一倍法”。二是“交易”过程中，朱子把左下右上和右下左上同时相交，日后则只有左下右上相交。三是采用因而重之之法，即八卦相重得六十四卦而非逐爻而升。另外，此时的圆图还只是单独出现，并未被放在横图和圆图的整体结构中。

朱子在淳熙十三年三月序定《易学启蒙》（以下简称《启蒙》），标志着他的先天卦图体系的完成。《启蒙》中有三张图，即所谓“大横图”、《伏羲八卦图》和《伏羲六十四卦图》。这里的核心是“大横图”和《伏羲六十四卦图》的关系。

“大横图”是用“一分为二”的“加一倍法”递升而得，这一点没有疑问，问题是如何由“大横图”得出圆图，以及何以朱子坚持要用此种方式得到圆图？另外他对于早年回答柯国材的圆图的画法如何安顿？《观物外篇》中邵雍对圆图的解释又如何理解？

先天之说，昨已报商伯矣。来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缊。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则震、巽、复、姤正在中间。先自震、复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顺行以至于坤，便成圆图。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图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阳；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阴，乃以对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图。若不从中起以向两端，而但从头至尾，则此等处皆不可通矣。

信中有几个关键要素：一是从横图变为圆图的过程，是从横图的中间开始，自震（内八卦）复（六十四卦）而一路向外至于乾，围成半圆在左边，接着从中间开始自巽、姤而向外至于坤，接着前边的乾卦围成右半圆。这叫作“从中起”。二是围成圆图之后还有“博易成图”一说。三是围成的圆图反映的是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昏旦的次第。也就是说从横图到圆图并非只是“拗作两截”这么简单，实际有三个层次。

关于第三点，朱子之前给黄商伯的信中讲得更为明白：

永卿主簿老兄尚留斋馆否？昨承惠书，此便又遽，未能别状。但所问先天图曲折甚善，细详图意，若自乾一横排至坤八，此则全是自然。故说卦云：“易，逆数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圆图，则须如此，方见阴阳消长次第。震一阳，离、兑二阳，乾三阳。巽一阴，坎、艮二阴，坤三阴。虽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

此段文字与黄商伯所记语录完全相同。所谓“则须如此”就是左右各一半而成圆图。这样得到的圆图有所谓“阴阳消长次第”，也就是后面说的，顺时针旋转从震到乾，是阳长的过程，接着从巽到坤是阴长的过程，从阴阳消长的角度看也是自然之理。因此，朱子的横图和圆图实际上构成了卦画之生成和卦气之流行的结构。把圆图看作卦气流行，是在朱子的弟子周谟给朱子提出的问题中谈到的：

盖乾是老阳，接巽末姤卦，便是一阴生；坤是老阴，接震末复卦，便是一阳生。自复卦一阳生，尽震四离三，一十六卦，然后得临卦；又尽兑二，凡八卦，然后得泰卦；又隔四卦得大壮；又隔大有一卦，得夬；夬卦接乾，乾卦接姤。自姤卦一阴生，尽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后得遯卦；又尽艮七，凡八卦，然后得否；又隔四卦得观；又隔比一卦得剥，剥卦接坤，坤接复。周而复始，循环无端。卦气左旋，而一岁十二月之卦皆有其序。

这就是以顺时针的由复到乾，为卦气阳生，在横图中为由震到乾；接着继续顺时针由姤到坤，为卦气阴生，在横图中为由巽到坤。朱子对此并没有否认。实际上朱子明确提出的圆图中的阴阳消长，就是广义的卦气运行。朱子自己也说过：“‘数往者顺’这一段，是从卦气上看来，也是从卦画生处看来。恁地方交错成六十四。” 所谓“卦气”就是形成圆图之后的运行顺序，所谓“卦画生处”就是横图成立之后从中间断开，由震至乾为左半圆，接上由巽至坤为右半圆。这是把横图的卦画和圆图的卦气相对起来说。所以后来胡玉斋对朱子的横图和圆图有一个总结：“横图可以见卦画之立，圆图可以见卦气之行。”

第二点圆图的“交相博易”说，需要重点说明。这本来是为了解释邵雍《观物外篇》中的观点，即“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而成四象生焉。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错而后万物生焉”。这段话也是朱子早年给柯国材的信中提出的核心思想。

首先要说明“交相博易”不是产生六十四卦圆图的方式，而是圆图已成之后的阴阳往来交易的象征。朱子在给袁枢的信中说：

此来教所引邵先生说也。今子细辨析奉呈，幸详考之，方可见其曲折，未遽可轻议也。

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后言之，故其先后多寡有难着语处。乍看极费分疏，猝然晓会不得。若要见得圣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横图……及至卦成之后，逆顺纵横，都成义理，千般万种，其妙无穷，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见为说，虽若各不相资，而实未尝相悖也。

这是在解释了交易法之后，朱子指出，这只是六十四卦成立之后有如此之象，邵雍这段话是为此而发。而真正的卦画成立的过程则是“大横图”，即所谓自然挨排，不容智力。而画成之后，其中自然义理无穷，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他说：

某以为“易”字有二义：有变易，有交易。先天图一边本都是阳，一边本都是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便是阳往交易阴，阴来交易阳，两边各各相对。其实非此往彼来，只是其象如此。

这里的先天图是指大圆图。易有二义，这里朱子只解释了“交易”，就是阴阳左右往来相交之法。但这个并不是产生卦图的原理，只是成立之后有此“象”而已。

其次是对阴阳交易的具体解释。在明确了交易法在先天卦图中的位置后，朱子进一步具体考察了交易往来的方法。在给袁枢的书信中，他论述得最为详细：

邵子曰：“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此下四节通论伏羲六十四卦圆图。此一节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为阳，右一偶为阴，所谓两仪者也。今此一奇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变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后放此。）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而四象生矣。（此一节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阳下之半上交于阴上之半，则生阴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为少阳、太阴矣。阴上之半下交于阳下之半，则生阳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为太阳、少阴矣。所谓两仪生四象者也。太阳一奇，今分为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太阴一偶今分为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阳、少阴其分放此。而初爻之二，亦分为四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此一节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阳谓太阳，阴谓太阴，刚谓少阳，柔谓少阴。太阳之下半交于太阴之上半，则生太阴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为艮为坤矣。太阴之上半交于太阳之下半，则生太阳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为乾为兑矣。少阳之上半交于少阴之下半，则生少阴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为离为震矣。少阴之下半交于少阳之上半，则生少阳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为巽为坎矣。此所谓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为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为八卦之第三爻，余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为八矣。乾、兑、艮、坤生于二太，故为天之四象；离、震、巽、坎生于二少，故为地之四象。）八卦相错，而后万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间错，则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则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于是一奇一偶各为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则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于是一奇一偶各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则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则一奇一偶各为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为六十四矣。盖八卦相乘为六十四，而自三画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画，则三画者亦加二倍，而卦体横分，亦为六十四矣。）

首先要分清“上” “下”。“乾巽一边为上,  震随坤为下。”因为一般的坐标采取的是乾南坤北，也就是乾上坤下,  坎和离就不容易分上下。朱子的这个定义明确了上下的坐标系不是南北坐标,  而是把南北坐标顺时针旋转 22.5°,  纵坐标在乾、 巽之间,  横坐标在离、 兑之间。 左阳右阴是上下坐标系,  而非南北坐标系。  阳下之半是左下,  阴上之半是右上,  左下和右上相互交易,  左下得阴为少阴,  左上仍阳为太阳。  右上得阳为少阳,  右下仍阴为太阴。 这样就得到了太阳、  太阴、 少阳、 少阴四象。

接着是太阳下一半和太阴的上一半相交,  太阳的下半得阴为兑,  上半仍阳为乾;太阴的上半得阳为良,  下半仍阴为坤。 这就是天之四象,  以太阳、 太阴交易而得。 少阳的上半和少阴的下半相交 (这里虽名为少阳, 可是在右半边是阴,  虽名为少阴,  可是在左半边是阳 ),  少阴下半得阴为震,  少阴上半仍阳为离。  少阴下半交少阳上半,  少阳上半得阳为巽,  下半仍阴为坎。  这就是地之四象,  以少阴、 少阳交易而得。  在此基础之上,  八卦相错,  进一步细分,  依次得一奇一偶,  以成十六、 三十二、 六十四卦。

朱子此处的解释和早年给柯国材的信中的解释也有不同。 一是他在这里明确讲了：“今此一奇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为右三十二卦之初交,乃以累变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后放此。”一开始其实是左一阴右一阳，并没有分段，之后在交易过程中才逐渐分为二、  四、八、十六、 三十二段的。所以下文每交易一次，都要说“初交之二亦分为四矣”“初交二爻之四今又分而为八矣”云云。这是受到横图“加一倍法”的影响。二是这里对生四象和生八卦的具体过程的描述都比早年更为明确。三是最后的八卦相错，朱子明确指出是逐艾相生，“三加一倍以至六画”，而非八卦叠加。

《语类》 卷六十五中《先天图》 一节对于“交易”“博易”之法也多有记录，此处不备录。唯有暖渊所录一条，“老阴老阳交而生艮兑，少阴少阳交而生震巽。离坎不交，各得本画。离坎之交是第二画，在生四象时交了。老阳过去交阴，老阴过来交阳，便是兑艮第三画。少阴少阳交，便生震巽上第三画”，需要稍作解释。“老阴老阳交而生艮兑”，就是四象生八卦，太阴上半和太阳下半相交，太阴上半得艮，太阳下半得兑。“少阴少阳交而生震巽”，就是少阳上半和少阴下半相交，少阳上半得巽，少阴下半得震。所谓“离坎不交”，就是少阴上半仍为阳得离，少阳下半仍为阴得坎，仍为左右之本画，并未交易而变。因为在生第二画时，左下已和右上相交了。这一段是对于邵雍阴阳上下相交一段话的解释，也是对所谓“交易法”的简洁说明。

一般认为朱子和蔡元定的易学象数思想完全一致，甚至有《启蒙》为蔡元定所作的看法。现在我们知道，二人在河图洛书、先天卦图等问题上实际颇有分歧，尽管有些地方是朱子受蔡氏的影响而有所转变。二人对于《先天图》这一关键问题的分歧影响到朱子《先天图》哲学意涵的建构。

蔡元定的圆图是直接在阴阳之上叠加阴阳而得，这与朱子横图的叠加而生有类似之处，但并不相同。关键的差异在于阴阳叠加的顺序。对于横图来说，自下而上，一分为二，都是先阳后阴。而圆图则是自内而外，先画初爻，左半四卦皆阳，右半皆阴。再画中爻，先画左半之下两卦为阴，再画上两卦为阳。右半相同。第三爻也是自下而上，下阴上阳相间。如果顺时针来看，左半圆第一爻是阳爻，但是第二、第三爻都是先阴后阳，因为在阳中，所以是阳生于阴；右半圆第一爻是阴爻，但是第二、第三爻都是先阳后阴，因为在阴中，所以是阴生于阳。

这一段解释是很精彩的，除了非常对称的阴阳流行过程，阳生于阴、阴生于阳也体现了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易学思想。可是朱子为什么没有采纳蔡元定的看法而坚持要从中起而“拗做两截”呢？朱子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是从朱子对交易问题的回答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某以为“易”字有二义：有变易，有交易。先天图一边本都是阳，一边本都是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便是阳往交易阴，阴来交易阳，两边各各相对。其实非此往彼来，只是其象如此。然圣人当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画一个阳，一个阴，每个便生两个。……只管恁地去。自一为二，二为四，四为八，八为十六，十六为三十二，三十二为六十四。既成个物事，便自然如此齐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圣人手画出来。

交易法上文已详，是对邵雍先天圆图的一种解释。不过朱子认为当初伏羲并不会这样思考，伏羲只是自然地画出一阴一阳，没有心思智虑之为、心思探索之巧，所以不会去考虑往来交易的问题。朱、蔡二人画法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对伏羲画卦性质的认识不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朱子认为伏羲至淳厚：

某尝说伏羲初只是画出八卦，见不到这里。蔡季通以为不然，却说某与太史公一般。某问云：“太史公如何说？”他云：“太史公云：‘伏羲至淳厚，画八卦。’”便是某这说。看来也是圣人淳厚，只据见定见得底画出。  

朱子认为伏羲画一阴一阳只是随手画出自然气象，一阴一阳又生一阴一阳，都是自然。圣人“淳厚”，没有想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象数道理。《朱子语类》又载：“安卿问：‘先天图有自然之象数，伏羲当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见得如何。’”伏羲只是这样画出一阴一阳，即对于画出的一阴一阳所展现的自然之象数也没有自觉。朱子又说：“然当初也只是理会罔罟等事，也不曾有许多峣崎，如后世《经世书》之类，而今人便要说伏羲如神明样，无所不晓。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这更是直接针对蔡元定的批评了，否定了把伏羲之道看成包含《皇极经世书》在内的复杂的象数体系。

而蔡元定不同，他认为伏羲当然是掌握了“太极道体”的。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所表达的内容虽然自成一家，但并没有出于伏羲之“道”外，仅仅是作用不同。“康节之学虽作用不同，而其实则伏羲所画之卦也。”伏羲之图实际上是直接揭示“太极”的，从对于世界根源的思考来说，邵雍的认识和三圣易没有不同，只是具体表现有异，这是朱子所不能接受的。朱子明确认为《皇极经世书》所讲的内容很多都是他的一家之言，并非《易》经中本有，只有先天卦图揭示了伏羲画卦这一点。此外，伏羲只是单纯地画出了一阴一阳，叠加而为六十四卦，至于太极道体当然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只是自然这样做，并没有对象数之自然有所自觉，更没有对宇宙根源问题深刻的思考和理解。因此朱子必然不能接受各种形式的安排，即使这些安排非常巧妙，包括西山之说，以及朱子自己的交易说。而西山以为既然伏羲能够掌握并理解太极，阴生于阳、阳生于阴的想法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其画图的理由。

蔡元定对于横图、圆图的关系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生成先后和消息次第，“其（横图）叙首乾尾坤者，以阴阳先后为数也”“其（圆图）叙首震终坤者，以阴阳消息为数也”。即所谓生之序和行之序。第二个是流行和对待，“此（横图）阴阳流行之数。前三十二卦为阳，后三十二卦为阴，古往今来者也”。这两个说法互为表里，对于横图来说，既是生成的过程，也是流行而生。所以他关于横图还有一个说法，“若正宗要则，明道先生所谓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体，则自一而二，自二而四”，也就是“用之所以行”而“体之所以立”的过程。对于圆图来说，是生成之后的阴阳消息，同时又是成立之后方图和圆图的阴阳对待。

蔡元定较好地阐发了横图和圆图之间的关系。奇怪的是，一贯愿意构建“枝枝相对、叶叶相当”的理论体系的朱子，却对此没有太多发挥。朱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在《启蒙》中对太极生两仪的解释，引用了濂溪的话：“周子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另一个是他在《启蒙》和《本义》中都反复强调的，横图是易之所以成、易之生卦，而圆图是由横图中间截开，一侧起震至乾，另一侧起巽至坤，沟而为圆。后者其实是“阴阳消息”，他在《启蒙》中说：“圆图之左方，自震之初为冬至，离兑之中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圆图之右方，自巽之初为夏至，坎艮之中为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尽管这是解释已生未生的问题的，但已明确把圆图的阴阳消息和四时运行联系起来了。所以《周易本义》的定本四方应该是标有二分二至的。这样才符合朱子对圆图的作为阴阳消息、卦气运行的理解。

结合这两个说法来看，朱子的横图应该是兼流行与对待，即兼“用之所以行”和“体之所以立”，也就是西山所谓“由用而之体”。其圆图是由卦画成立之后从中起的运行顺序。就横图来看，是由用而之体，是生之序；横图和圆图合看，则是体立而用行，是行之序。基于此，朱子对蔡元定的流行对待说有所保留。“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对待。先有流行，后有对待。’曰：‘难说先有后有。’季通举太极说，以为道理皆然，且执其说。” 从朱子哲学的主干来说，朱子对《太极图》的解释确实是从“太极之用所以行”到“太极之体所以立”的，也就是西山此处所谓“先有流行、后有对待”，因此西山举太极说，大概是朱子比较认可的地方。但是朱子以为“难说先有后有”，是就其系统的复杂性而言。比如此处的横图，朱子就把它看作一个整体，认为是“易之所以成”，圆图才是卦气流行。当然卦成立之后的卦气“流行”和卦成立之先的“流行”并不相同。但至少在这一问题上，朱子确实和蔡元定是有分歧的。

尽管朱子大力褒扬康节之学，使得邵雍在朱子之后声名大振，但他并未全盘接受邵雍的学术观点。实际上朱子对邵雍的批评甚多，本文只讨论与先天卦图有关的部分。

朱子曾说：“只《启蒙》所载（康节之说）为有发于易，他则别成一家之学。季通近编出梗概，欲刊行，旦夕必见之，然亦不必深也。” 《易学启蒙》和《纂图指要》二书的宗旨不同，朱子只是选取邵雍易学中能够直接发明易经，特别是伏羲易的部分。邵雍其他学说，朱子以为只是一家之学。而西山之书则除了解释伏羲易，还专门解释邵雍易学，并且西山以为邵雍易与伏羲易只是作用不同，其为道则同一太极也。因此，必须区分朱子对于邵雍的解释和借助邵雍对于伏羲的解释，二者是有差距的。即使在先天卦图这一点上，朱子和邵雍也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注意到《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在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下注曰：

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

朱子认为大小横图和圆图这四张图是由陈抟一路传至邵雍的。而这四张图应是伏羲所作，所以四图名皆含“伏羲”。这和《纂图指要》卷上前四图亦标“伏羲”意图是一样的。不论是《启蒙》还是《本义》，朱子都在卦图之下先引《易传》文字，再引邵雍文字解释。这一体例表明，凡是引用的邵雍文字，朱子都明确认为其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引用，那么很可能朱子和邵雍意见有分歧。  

朱子与他所理解的邵雍的第一个不同是关于圆图的画法。朱子在《启蒙》中引述了邵子“数往知来”一段的解释，接着又引用了邵雍“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而四象生”以下一段话。前者是朱子认可的邵子画圆图的方案，就是从横图中间截开，按照顺逆之序，围成圆图，体立用行。后者不是画圆图的方案，只是卦画成立之后有此交相博易之象。朱子是把邵雍两段话分开解释了。可是蔡元定显然不同意朱子的说法，他与当时多数人都认为“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而四象生”这段话才是画卦的方法，所以圆图是直接画出来的，不需要从横图来。而“数往知来”一段才是卦画形成之后的卦气之说。这与朱子正相反。

从《本义》和《启蒙》来看，朱子认为邵雍的“数往知来”章就是解释圆图的画法的，和朱子理解的伏羲画卦之法大体一致。但是朱子似乎也有些犹豫，一是他在《启蒙》《本义》中对此的注解都仅仅是从圆图运行的卦气的角度说的，如《启蒙》说，“圆图之左方，自震之初为冬至，离、兑之中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进而得其已生之卦，犹今日而追数昨日也，故曰‘数往者顺’”。这显然是以此解释卦气，而非圆图之成立过程。二是就《启蒙》和《本义》的不同来看，在六十四卦方圆图下，《启蒙》引用了邵雍的两种讲法，并且还引用了其他的一些文字，而《本义》仅在小圆图处引用了邵雍对于八卦方位的描述，接着朱子直接自己解释了逆顺，而没有引用邵雍文字。在方圆图处更是一句邵雍文字都未引用，仅仅是介绍了此图表现出的卦气。本文认为这一差异首先是由于二书的体例不同。过去清儒因为这个不同质疑《周易本义》卷首九图非朱子所作，这一点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被推翻了。 但是这也说明了此二书创作意图的不同，否则就不必在《启蒙》之外还要在卷首另列图作为凡例进行介绍。其次，二者的差异也反映了朱子对于邵雍是否真的有像朱子那样从横图画为圆图的过程的怀疑，所以就没有引用邵雍文字。引用文字固然是朱子对于其说法的肯定，没有引用就反映出朱子在其文字中可能找不到在朱子看来能反映伏羲本意的思想。三是朱子曾说，“‘数往者顺’这一段，是从卦气上看来，也是从卦画生处看来。恁地方交错成六十四”，认为邵雍之说可以从卦气来看，也可以用来解释横图从中截开为圆图的过程。所以很可能的情况是，朱子即使认为这一段是邵雍文字中最接近伏羲真实画法的一段，但仍认为邵雍本意还是在卦气流行而非画卦的过程。

第二个不同是圆图既成之后的博易。上文已经区分，朱子认为邵雍有两段主要的关于伏羲画卦的解释，而前者接近伏羲之意，后者是圆图成立之后的往来交易之象，是邵雍之意，并非伏羲本意。可是具体对于往来交易的理解，朱子的解释也明显与邵雍有差异。他所说的博易之法其实是基于邵雍文字而做的改造，朱子显然知道他说的不完全是邵雍本意。这里至少有三处不同：

首先，他替换了邵雍所用的“阴阳刚柔”的名称。他说：“此一节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阳谓太阳，阴谓太阴，刚谓少阳，柔谓少阴。”直截了当地用朱子自己的太阳、太阴、少阳、少阴的语言体系替换了邵雍的文字，此下就直接用太阳、太阴、少阳、少阴的名称做解释。这显然是基于朱子太极阴阳体系的统一性的有意设计。

其次，阴阳刚柔的交易方式不同。邵雍明确说阴阳相交、刚柔相交，换成朱子的语言则是阳中之阴阳自相交，阴中之阴阳自相交，实际上是太阳交少阴，太阴交少阳。如果按照这个来定义，应该是“阳谓太阳，阴谓少阴，刚谓少阳，柔谓太阴”。可是朱子在这里的定义和他这套语言不同，故意说“阳谓太阳，阴谓太阴，刚谓少阳，柔谓少阴”。这实际上是邵雍和朱子所持交易方式本来不同。依照邵雍之意是左半圆的阴阳上下相交，右半圆的刚柔上下相交，朱子却是左上交右下，左下交右上，对角线相交。这实际上是朱子自己对“交易”“博易”的理解，所谓阴阳往来，必须是和自己的对立面相交，不应该自相交。所以他改变了定义，偷换了概念，使得他的解释看上去仍与邵雍一致。

第三，因为二者所持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交易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所得的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的不同。邵雍阴阳相交的天之四象是左半边的乾、兑、离、震，刚柔相交的地之四象是右半边的坤、艮、坎、巽。可是朱子因为是对角线相交，天之四象就成了乾、兑、艮、坤，地之四象就成了离、震、巽、坎。所以朱子说：“乾兑艮坤生于二太，故为天之四象，离震巽坎生于二少，故为地之四象。”朱子当然知道这个不同，因为《启蒙》在此之后直接引用了“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的文字，又是以震为天，以艮为地。所以朱子是通过对邵雍的改造，将邵雍之意融入其自身的体系中。

朱子与邵雍关于圆图博易的这些矛盾之处，反映了他并不仅以邵雍的本旨为解释目的，而且具有至少三个理解的层次，一是超越邵雍直指伏羲本指，伏羲只有一分为二，并无博易之法。二是朱子所理解的邵雍之意，阴阳刚柔上下交易而成天地四象。三是朱子的诠释，改用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以与其整体理论相一致。

由此可见，朱子尽管推崇邵雍所传之伏羲卦图，但其推崇的主要在于此图之流传，至于卦图的绘制过程以及对《先天图》的诠释，朱子认为邵雍并没有完全了解。这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于圆图的画法朱子选择了“数往知来”的材料，认为是邵雍最接近伏羲画卦方式的说法，但同时又对邵雍此段是否用于画卦而非卦气不是很确信。第二，圆图成立之后的交易往来，朱子认为这又是卦成之后邵雍的发挥，伏羲并无此意。第三，朱子又采取与邵雍不同的对角线上互相博易的方式，并且改造了其概念。朱子和邵雍发生分歧，并不是不认同邵雍的义理阐发，而主要是认为他的阐发与传文本意不符。朱子在采用“加一倍法”的过程中，相当谨慎地考虑经传文字的本意，因而在这一点上他与他所理解的邵雍有所不同。

朱子与他所理解的邵雍的分歧，首先能够帮助我们回应关于邵雍原图的问题。过去用朱子对伏羲的解释来解释邵雍，且不说与邵雍本意不同，其实也不是朱子的意思，这是没有区分朱子所理解的伏羲和他所理解的邵雍所造成的第一层误解。邵雍原图究竟如何画成，不是本文所欲讨论的内容，本文揭示的是邵雍此图流传之后朱子对于其解释的复杂性。首先，《先天图》有伏羲本意、邵雍之意，以及朱子的再发挥，不能混同朱子体系中的三者。其次，朱子对邵雍的解释当然也未必是邵雍的本意，这是“加一倍法”流行之后的时代风气。最后，理清这一分歧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朱子的思想。第一，朱子的卦图是和当时流行的直接画出圆图的“加一倍法”不同的，朱子坚持要从横图画出圆图，反映了他的思想意图。第二，朱子明知邵雍有两段材料，一条可以解释为博易即直接用“加一倍法”画出圆图，却坚持不用，反而采取另一条连他自己也承认看上去更像解释卦气的材料，来解释邵雍画卦图的方式，也反映出朱子在辨析邵雍本意的同时，对于和伏羲思想不能完全钩合之处的断然抉择，这些都是朱子对基于横图的先天卦图体系的深入思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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