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卦象构成的反对关系源自邵雍，朱子曾对㬊渊说起：

卦有反，有对，乾坤坎离是反，艮兑震巽是对。乾坤坎离，倒转也只是四卦。艮兑震巽，倒转则为中孚、颐、小过、大过。其余皆是对卦。

八卦中乾坤坎离四卦反对不变，艮兑震巽共享两个卦象，所以八卦只有六个卦象。六十四卦中反对不变的卦有八个，除了四正卦外尚有中孚、颐、小过、大过，他们又是由艮兑震巽叠加而来。朱子还认为这四个反对不变之卦也可以从坎离变来，“中孚是个双夹底离，小过是个双夹底坎。大过是个厚画底坎，颐是个厚画底离” 。

基于这种反对关系，朱子认为上下经的卦序排列也与八卦有关，“大率上经用乾坤坎离为始终，下经便当用艮兑巽震为始终” 。此外，朱子在世时其弟子已经由此注意到上下经皆为十八卦象的现象，试图以此解释上下经卦数不同的问题：

《易》上经始乾坤而终坎离，下经始艮兑震巽而终坎离。杨至之云：“上经反对凡十八卦，下经反对亦十八卦。”

这段话为李方子所录，见于池录，税与权理应已经看到，他由此得到启发进行系统发挥也未可知。可见朱子在生前就已重视用反对卦象，不过朱子这方面的思想在他的《易学启蒙》中表达较少，更没有融入他的图书体系，所以不太受到重视。但税与权对此大做文章，用以解释后天卦序，并且自诩为对《易学启蒙》的重要补充。

税与权对先天后天的卦象来源和结构有着较为系统的建构，他认为先天方位图和后天方位图是从《河图》《洛书》卦画数量得来，而后天卦序则是通过反对卦象得来。他说：

大抵伏羲则《河图》九位而定乾坤奇偶之画，肇经卦而重为六十四。文王则《洛书》之九畴，亦本乾坤奇偶之九画，总重卦而约为三十六。先天卦以对待观图，虽列左右而画皆十有八。后天卦以反复观经，虽分上下而卦皆十有八。 

税与权的这段总结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先天与后天原理的差异，前者以对待看“卦画”，后者以反复看“卦象”。但他这里的先天原理实则也用在后天方位图上，而他所说的后天卦则是特指后天卦序。先天六十四卦圆图中任意直径两端相对两卦的数量都是十八。具体到八卦圆图来说，先天图来自《河图》，后天图来自《洛书》，二者构成体用关系。

税与权认为先天图对角线上两卦卦画之和都是九画，而“九”之数则是来自《河图》。伏羲看到《河图》四象之初，“订乾坤奇偶之九画以作先天之易卦。故经卦分左右而为画者皆自九始，今见于邵子先天初经图，谓乾坤纵而六子横者是也” 。税与权以“九”为究竟之数，《河图》《洛书》都是虚五与十，所以伏羲看到《河图》“九”数，就依之画出九画，三画为乾，六画为坤，居于南北纵向定位。对角线上的两卦兑艮共九画，坎离、震巽也都是共得九画。所以税与权说“乾坤两卦上下相对为九，余六子左右相对为九” 。也是用卦画来解释“乾坤纵而六子横”。与此相应，文王根据《洛书》的九数画出《后天图》，这个图的特点是“震兑横而六卦纵”，这也是从卦画数量的角度观察的，“震兑两卦左右相对为九，余六卦皆上下对易为九” 。震兑两卦画数合而为九，剩下的六卦上下正相对而不是对角线合而为九，艮巽、坎离、乾坤三对卦画数量皆为九。这样伏羲仿《河图》画《先天图》为易之体，文王仿《洛书》画《后天图》为易之用，二者构成了匹配的系统。

税与权以相对卦画的方式理解先天和后天方位图的结构，又以反对卦象的方式理解文王卦序。“乾坤坎离四卦反复视之，一卦各成一卦。震巽两卦反复视之，一卦互成两卦。虽曰八卦，其实止六卦。”八卦中乾坤坎离四卦倒过来还是本卦，震巽两卦倒过来就是艮兑，因此后四卦只有两个卦象。这是邵雍、朱子都注意到的卦象特点。卦序排列上下经分别为三十卦和三十四卦，数量不等。税与权认为上下经都是十八个卦象：“后天卦上下经皆有十有八，文王总重卦六十四为三十六，反复互观之也。” 反对之卦分享同一卦象，去掉反对为本身的八个卦，上下经恰好都是十八个卦象。而不变的八个卦中，除了四正卦之外，颐大过位于上经，中孚小过位于下经，他们都是由震艮巽兑四偏卦叠加而来。

税与权用卦画解释先天和后天方位图，阳枋则更进一步，用八卦反对关系赋予了先天方位图和后天方位图以新的内涵。阳枋曾指导自己的侄子阳昂：“不知《启蒙》等书已看得熟未？……更看伏羲一见《河图》如何便着乾坤坎离居四正，兑震艮巽补四隅？”那么伏羲是如何通过《河图》画出《先天图》的呢？在与门人宋寿卿的讨论中，阳枋从反对的角度理解《先天图》的方位。他认为《先天图》四正之所以是乾坤坎离，乃是由于“翻来倒去一卦只是一卦，变易不得，故曰四正”。这四卦是轴对称的，卦象上下颠倒翻转后还是原来的卦象，保持不变，所以居于四正。而剩下的四卦震巽艮兑，“其震倒便是艮，巽倒便是兑。所以大过、中孚、颐、小过便是两卦翻转作的，便与乾坤坎离不同” 。震与艮是同一个卦象的颠倒，巽兑也分享一个卦象，颠倒后为另一卦，所以居于四隅。阳枋用卦象反对后的变与不变来区分《先天图》中四正与四隅的位置。

乾坤坎离四个卦象虽然都是反对不变，但乾坤与坎离仍有不同，阳枋作了进一步的区分：

中孚是厚画的离，颐是大的离。小过是厚画的坎，大过是大的坎。则四卦又是坎离之变。乾坤变不得，所以为大父母。到这里，坎离便不是乾坤矣。  

坎离的每一爻复制成相同的两爻，就是厚画的坎离，也就是中孚、小过。三画卦中间的阳爻和阴爻分别变成六画卦中间的四个阳爻和阴爻，也就是颐和大过。这四卦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和乾坤坎离一样反对不变，构成了六十四卦中反对不变的八个卦。二是可以由震艮巽兑四卦叠加而来。“兑震巽艮凡两卦倒转成一卦，如颐大过中孚小过。”

坎离变出颐大过中孚小过的说法，阳枋也是有依据的，“文公以为皆是坎离之变，颐是大的离，中孚是厚画的离，小过是厚画的坎，大过是大的坎，则坎离未尝不变” 。阳枋所说的文公之语来自林学蒙的记录：“六十四卦，自此八卦外，只二十八卦番转为五十六卦。就此八卦中又只是四正卦，乾坤坎离是也。中孚又是大底离，小过又是大底坎。是双夹底坎。大过是厚画底坎，颐是个大画底离。” 朱子主要是反对不变的中孚、小过、大过、颐这四个卦可以由同为不变卦的坎离变来。阳枋将这一特点与《先天图》相联系，用以说明四正卦中乾坤与坎离的地位不同，他们的居位也因而有异。

由此，坎离在阳枋的图书体系中有了与乾坤不同的地位，因此，阳枋晚年在区分乾坤、坎离的变与不变之外，又大大提高了坎离两卦的地位，并且与乾坤相比较，解释文王八卦图中坎离居于南北的意义。晚年阳枋对于未济卦有着特别的见解：

上经之坎离乃全体之坎离而坎在离上，下经未济之坎离乃分析之坎离而离在坎上。夫坎离交则天地生物之功由是而成，坎离不交则天地闭物之功于此而息。

阳枋认为《周易》卦序的安排中，坎离具有独特的地位，上经的最后两卦是坎离各自的重卦，所以是完整的“全体”，水在火上，水润下而火炎上，因此坎离二卦得以相交，天地万物由此而生长。下经的最后两卦既济、未济分别由坎离两卦交互叠加而成，所以是“分析”的坎离。最后一个未济卦上为离卦、下为坎卦，火炎上水润下，二者不得相交，万物失去了交通生长的动力。

朱子还将六十四卦排列规律与爻数、策数联系起来。朱子曾对李方子说：“林黄中算上下经阴阳爻适相等。某算来诚然。” 这就是说上下经的阴阳爻数相等，这是朱子晚年受到林栗的启发。

庆元年间，朱子又注意到策数的问题，对于《周易参同契》“推得策数一法”，“其与爻数之法，虽皆魏君所不言，然此为粗有理也”。朱子得到这一新见之后“欲与季通讲之，未及写寄，而季通死矣” 。其所说的“策数之法”实际上是用老少阴阳的策数推排卦气和月体纳甲，以此作为修炼的日程和工夫依据。庆元元年（1195）朱子才开始着手《周易参同契考异》的写作，三年（1197）七月《周易参同契考异》修订成，由蔡渊刊刻于建阳。庆元四年（1198）八月蔡元定病逝，此时朱子刚写定《参同契说》。

这些都反映出朱子晚年对《先天图》的理解向卦画、策数等方面发展的倾向和可能。朱子对策数的重视也许是阳枋用策数解叁伍以变的原因之一。阳枋的《周易先天叁伍错综数》虽然有自己的创见，但也是在十二消息卦爻行策数的基础上展开的，同样将十二消息卦和八卦的阴阳诸爻分为老少阴阳之策数。此外，阳枋又从爻数、策数的角度对上下经各有十八卦象的现象加以申发，“却更令看上经当十八卦，下经当十八卦，阴阳爻策数皆等，亦足见易之自然也”。这显然是承袭了朱子和林栗的爻数、策数之说。

朱子在生前就对《火珠林》和纳甲法十分重视。第一，他认为《火珠林》可以印证他的《易》本卜筮之书之说。第二，他认为《火珠林》中的纳甲之法确实可以用来占算，“又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则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戊戌”。而且春秋时代可能就有使用，鲁可几问卜筮与《火珠林》之类是否有所不同，朱子回答：“以某观之，恐亦自有这法。如《左传》所载，则支干纳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废。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辞，亦不用比之辞，却自别推一法，恐亦不废这理也”。《火珠林》则是汉代以后根据这种纳甲之法所编著的，“《火珠林》犹是汉人遗法。”《火珠林》中纳甲配卦爻之法也在《周易参同契》中体现出来。第三，朱子进一步认为《先天图》与月体纳甲的八卦排列相应，也就是与《周易参同契》相合。这也是朱子晚年潜心于《周易参同契》的重要原因。

淳祐十年，宋寿卿提出“乾上三画属坤，坤上三画属乾，为隐然之否泰。于此十二月建律吕相生中得之”。实际上，宋寿卿所关注的乾上属坤、坤上属乾的问题有着其纳甲的背景。其核心的争论在于坤卦纳支的方式。纳甲法中乾卦六爻依次是甲子、甲寅、甲辰、壬午、壬申、壬戌，按照奇数位地支的顺序依次排列，但坤卦六爻则有分歧。乾坤纳甲壬、乙癸固然是朱子在《周易参同契考异》中反复使用的，如用当时流行的《火珠林》所配，坤卦六爻地支依次是未、己、卯、丑、亥、酉，这也是《周易参同契考异》中朱子的看法。不过地支之序是逆序，与乾卦不同，阳枋认为这是由于天左旋、地右旋，这也是传统纳甲的看法。但宋寿卿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应该采用律吕相生法，“寿卿云：坤初六当未，六二当酉，六三亥，六四丑，六五卯，上六巳。”“他以十二月建律吕相生推之，亦自好。却要不用《火珠林》配纳甲法，以为差误。”律吕相生之法就是将乾坤两卦并列，依照五度相生律之法，地支隔八相生。乾初爻为子，坤初爻就顺数八个为未；又从未顺数八至寅，为乾二爻地支；从寅数八为酉，为坤二爻纳支；以此类推。如此一来坤卦六爻纳支也都是顺序，得丑卯巳，与《火珠林》所得不同。所以他认为《火珠林》纳甲法有误。

宋寿卿为什么非要采用律吕相生之法呢？这是为了“见丑卯巳属乾，是隐然之否卦”，这样才能使得坤卦上三爻的地支和乾卦下三爻一样，都位于地支前六位，乾为子、寅、辰，坤为丑、卯、巳，坤卦上三爻就好像是坤中之乾，隐然否卦之象。只有按照律吕相生之法才能得到乾上三画属坤、坤上三画属乾的乾坤互含的卦象。阳枋认为宋氏的说法过于偏狭，律吕相生固然“亦是一议”，但不应由此放弃《火珠林》的纳甲之法，况且后者得到了朱子的认可。

宋寿卿的说法在朱子那里并非没有依据，除了《周易参同契考异》中的纳甲法之外，在㬊渊的记录中曾有“乾后之三画是阴，坤后之三画是阳”一条，可以说就是宋说的直接依据。阳枋为此寻求朱子其他论述进行印证，他找到了《易学启蒙》中的一段话：

然文公《启蒙》言成数中之七九为阴中阳，似与寿卿言乾卦上为坤合。至生数中二四为阳中阴，却与寿卿所言坤卦上为乾异。

《易学启蒙》的原话是“其数与位皆三同而二异，盖阳不可易而阴可易，成数虽阳固亦生之阴也”，《河图》《洛书》生数中一三五这三个数的位置相同，成数中六八的位置相同。《河图》的二七在南，《洛书》的二七在西，《河图》的四九在西，而《洛书》的四九在南，生数中的二四、成数中的七九两个数位置不同。如果把奇数看成乾卦，其中的三个生数看成下卦，两个成数七九看成上卦，生数是阳，成数是阴，可以变易的七九虽是奇数，却是成数，所以是阳中阴。而且相当于乾卦的上三画，与宋寿卿所说的“乾上三画属坤”相合。如果把偶数看成坤卦，二四虽为偶数为阴，但又是生数为阴中阳。但这与宋氏所说略有差别，因为二四相当于坤卦的下卦，这样一来应该表述为“坤下三画属乾”而非“坤上三画属乾”，所以阳枋说与寿卿所言有异。

但宋寿卿所说实有依据，那就是㬊渊所录朱子语“乾后三画是阴，坤后三画是阳”，与宋说完全一致，因此也引起了阳枋的疑虑：

后来文公与㬊生言：杨宗范说元亨属阳，利贞属阴，说得不是。乾之利贞是阳中阴，坤之元亨是阴中阳。乾后之三画是阴，坤后之三画是阳。此却更当消详也。

这段话的版本有较大问题，㬊渊的原始记录完整地保留在嘉定八年李道传所编刻的《朱文公语录》中。其中杨宗范所说直至“坤之元亨是阴中阳”在原本中是独立一段，“乾后之三画”云云又是另一段。可是在徽类就已经将两段合为一段，但文字尚与池刻相同。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一仍徽类，不仅如此，还将“坤后之三画是阳”改作“坤前之三画是阳” 。那么这两个版本哪一个符合㬊渊所录的原貌呢？首先从版本源流来看，李道传所编语录完整收录了㬊渊《易说》，而后者则是经过传抄和类编，显然前者更为可靠。其次，从阳枋所引用的是“坤后”而非“坤前”来看，显然他和宋寿卿所看到的都是李道传所收录的版本。不过阳枋的引用由于没有标点也引起了下一个问题：他是对两段话都疑虑呢，还是只对后一段表示疑虑？

在前一段话中，朱子认为“利贞”二字是乾卦卦辞的后半段，是阳中之阴，所以与宋所说“乾上三画属坤”相合。而坤之“元亨”二字是坤卦卦辞的前半段，虽然是阴中阳，却应与坤之下卦三画相匹配，与宋所说“坤上三画属乾”不合。因此阳枋至此所引用的是与《启蒙》的论点相呼应，用以反驳宋寿卿之说的。而“乾后之三画是阴，坤后之三画是阳”却与前文相悖，而与宋说正合，实际上也是宋寿卿立论的重要依据。所以引起阳枋疑虑的仅仅是后一段话，他说“此却更当消详也”中的“此”仅指“乾后之三画是阴，坤后之三画是阳”独立的一段。这两段话应该是㬊渊前后两次所录，有着不同的思想旨趣和问答语境。将两段话置于一处就暴露出了朱子庞大体系内部细节的不协调。

这一前后两段语录的矛盾也再次证明李道传所收录版本的正确性，即这是前后独立的两段语录，“徽类”和“黎类”将两段合为一段的做法不仅在版本上是错误的，在义理上前后两段也是矛盾的。也许正由于这一内部矛盾，黎靖德将两段语录合并为一段的同时，又对后一段语录文字进行了改动，变成了“坤前三画是阳”，如此一来与“坤之元亨是阴中阳”的矛盾便消除了。殊不知，这一改动不仅使得 渊所记录的朱子语录面貌和义理发生了改变，也使得阳枋和宋寿卿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和解释变得费解难通，其中所蕴含的对朱子易学思考的精微之处也被抹杀了。

朱子已经将杨宗范的阴阳二元模式提升到了阴中含阳、阳中含阴的辩证高度，宋寿卿将其与纳甲法相配合，加深了乾坤两卦卦象中阴阳互含的象数和数术维度。在阳枋的思考中，将《易学启蒙》中的《河图》《洛书》之象与乾坤卦画、卦辞以及纳甲数术联系起来，细致区分出了乾坤内部上下前后的不同，试图勾连朱子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完善朱子的图书易学体系。可见，合州易学在象数、数术方面的讨论并非脱离朱子的发展，而是与朱子晚年所作的《周易参同契考异》以及所留下的语录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周易参同契》与邵雍的《先天图》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流行的《火珠林》也与之相通，朱子晚年对此特别关注。因此对其中涉及的纳甲之法也在《周易参同契》中得到朱子的说明。

阳枋等巴地朱子易学后学非常重视朱子留下的文献，除了《易学启蒙》《周易参同契考异》这些著作，朱子的《语录》也是他们琢磨研究的重要对象。他们对朱子易学问题的许多讨论和分歧都源于《语录》的仔细研读。不过在淳祐年间，现在通行的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尚未出现，阳枋等人所看到的语录文本是什么呢？这关系到他们阅读的版本和内容，也关系到朱子语录的早期形态。

阳枋及其学友所看到和讨论的朱子语录主要出自嘉定八年所刻池录。乾坤元亨利贞与乾上三画两条的版本异同更可以让我们确信，阳枋讨论所依据的是池录的版本，徽州语类已经开始改变文本面貌，黎靖德所编《语类》因仍其误，甚至制造了进一步的错误。但也有池录之外的内容，比如阳枋与赵子寅讨论《先天图》阴阳爻疏密的问题时，说到图上的“春分卯中”“秋分寅中”与卦不相应。这里讨论的是周谟所录朱子语，周谟所录始见于嘉熙二年（1238）李性传刻饶录。再如上文提到阳枋引用文公坎离变中孚、小过、大过、颐之说实际上来自林学蒙的记录。林学蒙所录正作：“中孚又是大底离，小过又是大底坎。是双夹底坎。大过是厚画底坎，颐是个大画底离。”然而黎靖德所编《语类》所收录的另一个版本作“又曰：中孚是个双夹底离，小过是个双夹底坎。大过是个厚画底坎，颐是个厚画底离。”黎靖德的这个版本来自哪里呢？我们发现《朱文公易说》中所摘录的一条语录版本与此相同，“又曰：是个双夹底坎。大过是个厚画底坎，颐是个大画底离”。“又曰”下面当有脱文，同样都有“双夹底坎”，朱鉴注明这条语录来自“蔡聚诸说”，应当是指蔡杭所收集刊刻的“饶后录”。阳枋说“大底”“厚画底”而不说“双夹底”，可见其看到的是林学蒙所录，而非饶后录。林学蒙所录收在饶录中，饶录刊刻于嘉熙二年，饶后录刊刻于淳祐九年。阳枋等合州易学学者的讨论也恰在淳祐九年前后，他们已经看到了饶录，并进行深入研读，但没能看到饶后录。

在朱子门人留下的众多语录中，阳枋等人对㬊渊所录颇为重视，这当然首先是由于㬊渊与阳枋之间的师生关系，但另一方面，㬊渊所录朱子《易说》当时也颇为流行。嘉定八年（1215）李道传所编《语录》是朱子语录材料的首次系统结集，其中就收录了㬊渊语录，全都是记录朱子关于易学论说的内容，在诸家语录中独树一帜。除此之外，当时建阳汇编朱熹关于解经的文献，㬊渊所录居于其首。这固然首先由于《易》居于群经之首的地位，但也由此可见㬊渊在众多流传的朱子易类经说中最受时人推崇。除了这些合编汇刻的版本之外，阳枋之侄阳昂还刊刻㬊渊《易说》的单行本。

首先，阳枋看上去是对《易学启蒙》的发挥，但实际上，他的这些做法往往有着其师㬊渊所记录的朱子语录的基础，并且选择㬊渊的记录进行研讨和辨析。比如朱子的“八卦反对说”就是出于㬊渊所录。宋寿卿与阳枋讨论乾坤两卦纳甲与律吕的起点“乾上三画属坤”也出自㬊渊所录。阳枋还对㬊渊所录的前后相连的两条材料之间的矛盾表示困惑。可见他们对于㬊渊所记录的《易说》是十分认真研读了的。

其次，一般认为㬊渊所录易学语录多与《本义》不合，实际上就图书易学的问题来看， 㬊渊的这些语录并非孤立的，往往可以得到其他门人记录的印证。比如对文王八卦方位的质疑除了㬊渊所录外，还见于林学蒙的记载。八卦反对除了㬊渊的记录外，万人杰也有类似记载，“康节只说六卦：乾坤坎离，四卦。震巽含艮兑。又说八卦：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其余反对者二十八卦”。上下经文各十八卦象的看法则是在与李方子、杨至的讨论中得来。朱子对《火珠林》以及其中纳甲之法的重视，出自李方子、黄义刚等人的记录。 《左传》中用纳甲干支占卦的看法出于杨道夫的记录。所以，朱子对于《火珠林》、纳甲的重视由来已久，与易本卜筮之说、图书易学的关系也并非仅见，《周易参同契考异》的写作由来有自。

最后，不少朱子语录在朱子图书体系中并不占据核心位置，税与权、阳枋、宋寿卿等人将这些思想资源进行系统的整合和辨析，拓宽了朱子图书易学体系的可能性和思想维度。如朱子对八卦反对说尽管多次提及，并且注意到了上下十八经卦象以及中孚、小过、大过、颐的特殊卦象，但这一学说并没有进入《易学启蒙》的核心位置。税与权将反对卦象解释卦序是他对《易学启蒙》的重要补充，阳枋更是用其解释《先天图》的结构。二人还对八卦反对和六十四卦反对作了更为细致的诠释和发挥，深化了对于文王卦序的理解和坎离两卦的意义。

《火珠林》、纳甲在朱子生前就已经受到重视，并且晚年用力于《周易参同契考异》。朱子认为《参同契》与《先天图》相通，其中又有纳甲筮法的元素。朱子在不同语境下又表达了乾后三画为阴和坤后三卦为阳的意见，阳中阴、阴中阳的看法根植于朱子所诠释的《太极图说》，然而当他们与纳甲等数术相统合的时候就发生了冲突。阳枋等人的做法，实际上是要将图书、象数、数术三个维度重新进行统合，辨析和协调其中的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