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军 | 东亚易学视域下毛奇龄“移易说” 与丁若镛“推移说”

官学化的宋易脱离了易文本，汉代易学近古存古义却失传。汉代易学夸大象数在注经中的作用，其易学解释流于零碎、繁琐、附会之弊，远离了《周易》之本义，导致了自身的衰微。因此，纠正晚明心学之虚无学风、清算官学化的宋代易学、考辨易学真伪、检讨汉易得失、重塑汉代易学成为清代乃至整个东亚后期易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清初毛奇龄、黄宗羲、胡渭等代表学者，通过检讨、反思汉宋易学而兴起的一股辨伪思潮，成为清代乾嘉汉学易研究的前奏。其中毛奇龄的学术方法，成为东亚日、韩易学和整个经学的研究方法。受以毛奇龄易学为首的清初易学影响，东亚易学形成一股汉学易思潮。他们以汉易为研究对象，运用考辨方法，通过考察反思汉宋易学，重建了汉学易。比较丁若镛“推移说”与毛奇龄的“移易说”，二者无论是在思想渊源，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毛奇龄的易学乃至经学，不仅启发了中国的乾嘉学派，还深深地影响了以韩国丁若镛易学为代表的汉学易乃至整个东亚易学。当然，毛奇龄、丁若镛的易学并非照搬汉代卦变说，而是在反思汉宋易学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如毛奇龄通过检讨古代卦变说和重新解释《系辞》“类聚”“群分”概念，重建以“移易说”为核心的象数体系。丁若镛受汉儒卦变说和毛奇龄“移易说”的启发，提出的“推移说”，却完全不同于汉代卦变说和毛奇龄“移易说”。由此可见，东亚易学源自中国，可以视为对中国易学的延续与发展。在其形成过程中，它又是一个超越中国易学的连续性发展的整体。而中国易学主导了东亚易学的研究内容、思路和发展方向。东亚易学的特点是传承与发展、 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研究东亚汉学易和整个易学应该跳出狭隘的民族意识，以更为开放的、宽广的视域，客观理性地对待东亚诸国易学。

东亚易学；卦变说；推移说；汉学易

成书于殷末周初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孔子整理和解释，《周易》成为内蕴哲理的儒家经典。适应了西汉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的需要，易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虽然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易学文本因是卜筮之书得以幸存、流传。易学家凭借着当时易学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建立并形成了具有师承关系的学派、形态各异的理论和解《易》方法。以孟喜、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为代表的易学家，运用象数观念作为手段，建立起了推天道、明人事的庞大易学体系，成为汉代易学的主流。就注经而言，西汉易学可分为“训诂举大义”“阴阳侯灾变”“章句守师说”“彖象解经意”四大派，东汉易学传承之，有以费氏易“作章句者”、“治京氏易参以费氏者”、“治孟氏易以《参同契》纳甲为主”、“专治京氏易者”等派。汉代易学家依据《系辞》提出“观象系辞”和“观象玩辞”的观点，以象数解《易》成为汉代易学最大的特点。为了找到象与辞的内在联系，达到以象解辞的目的，汉代易学家发明了爻体、互体、卦变、卦气爻辰等易学体例，其旨在于以象融通易辞，从而达到以象释辞尽意的目的。

然而由于汉代易学家过分地推崇象数，夸大其在注经中的作用，易学解释流于零碎、繁琐、附会之弊，远离了《周易》之本义，导致了自身的衰微。同时，随着东汉帝国灭亡，依附帝国的象数易学和经学失去了应有地位，故汉末除了郑玄易学，其他象数易学无人问津，“后汉费氏兴，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魏晋王弼起，深斥象数之弊，尽扫汉代象数之风，以老注《易》，辨名析理，成为易学强音；南北朝时，王弼易与郑玄易二分天下。南朝以王弼易为官学，北朝以郑玄易为官学。隋唐时南北朝易学合一，王弼易学成为易学正宗。唐孔颖达奉诏撰《周易正义》，取王弼易注，为之疏。王弼易学作为官学，一统天下，在政治上极大地满足了当时大一统政权的理论需要，在学术上克服了长期以来易学多门、章句繁杂的问题。《周易正义》成书颁布，汉易逐渐被冷落，走向式微。同时，以王学统一易学，以一家取代百家，其义未必完全符合易文本之义。鉴于此，易学发展仍需兼收并蓄，取汉代象数训释之义，以补易学之偏。隋唐之际，前有陆德明作《经典释文》之《周易音义》，宗王弼易，属南学，却保存了大量汉代易学音韵训诂之义，力补南学之失，开集汉学易之先，但陆氏于集汉象数之学极少。后有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自序》）。唐以后，《周易集解》作为保存汉易的著作，在程朱易学盛行的宋元明时期仍未广泛流传。清初，官学是程朱易学，由康熙帝亲订的《周易折中》先列朱子《本义》、次列《程氏易传》，以示以朱程易学为宗。然而，为了纠偏晚明心学之虚无学风和由胡广等人奉诏拼凑的《周易大全》为学术界带来的恶习，汉易研究悄然兴起。以象数兼顾训诂、考辨为方法的清代易学，正是通过整理和解释李鼎祚《周易集解》和陆德明《经典释文 ·周易音义》而形成的。如清初毛奇龄、黄宗羲、胡渭等代表学者，通过检讨、反思汉宋易学而兴起一股辨伪思潮，成为清代乾嘉汉学易研究的前奏。

易学发源地在中国，易学研究的主流和易学解释的话语权也在中国，然而当易学源源不断地传入东亚诸国，各国易学保持了与中国易学几乎同步的演进，并按照自身话语系统进行了探索，易学不再是中国学者独有的文化，而是东亚诸国学者共同的学问。中国易学传到今韩国、日本、琉球群岛，以及东南亚的越南等后，经过传承、阐发和本土化过程，于十七世纪之后达到了鼎盛时期。其中以汉易学研究为内容的著作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 ·周易音义》，毛奇龄《仲氏易》《推易始末》，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等等，陆续在东亚流传，东亚汉学易开始兴起。在这个过程中，清初毛奇龄易学和经学受到东亚诸国高度关注。如韩国星湖派以李瀷（1682—1764）、安鼎福（1712—1791）、丁若镛（1762—1836）为代表，北学派以朴齐家（1750—1805）和与朴齐家探讨经学问题的成海应（1760—1839）为代表，考据派以朴齐家弟子金正喜（1786—1856）为代表； 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古学派太宰春台（1680—1747）、折中派的皆川愿（1734—1807）、大田锦城（1765—1825）等，皆受清初毛奇龄和乾嘉易学的影响，以李鼎祚《周易集解》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保留的汉学易为研究对象，运用考据方法，探讨易学问题，形成一股研究汉代易学的思潮。

毛奇龄（1623—1713），字大可，学者称西河先生。他以经学名世，曾撰《仲氏易》《推易始末》《易小帖》《河图洛书原舛编》《春秋占筮书》《易韵》等易学著作。他一方面与同时代学者一起，以大量证据证明了宋代图书之学之伪；另一方面，又秉承家学，采汉魏以来诸家之说，融会贯通，发明荀爽、虞翻、干宝、侯果诸家，旁及卦变卦综之法，提出“《易》有五易，谓变易、交易、转易、对易、移易”象数体例，建立以“移易说”为核心的象数体系，开一代易学和经学研究之新风，成为清代复兴汉易和汉学的先驱。如徐世昌所言：“盖自明以来，申明汉儒之学，使人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西河始。”毛奇龄的经学和易学，影响了中国乾嘉学派和整个东亚汉学易研究。其学术方法，成为易学和整个经学的方法 ,东亚汉学易的兴起与清初毛奇龄易学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兹以清初毛奇龄易学与韩国星湖派的丁若镛易学为例说明之。

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的韩国学者丁若镛，字美镛、颂甫，号茶山等。他是当时著名的易学家和思想家，其易学理路与毛奇龄基本一致，出入汉宋易学，“旁求汉魏，以采九家之说，降及唐宋，博考诸贤之论”,极为看重以汉易方法注经，倡导与汉易相关的“推移”“物象”“互体”“爻变”四法，“推移正义之外”尚有“交易”“变易”“反易”之“三易”之法。如前所言，丁氏在其易学著作中多次引用毛奇龄的易学观点加以讨论，说明丁氏认真研读过毛奇龄的易学著作，深受毛奇龄的影响。

比较毛奇龄与丁若镛之易学，可以发现二者价值取向一致，即推崇汉易，反对王弼易学。如毛奇龄说：“东汉儒臣自马融、郑玄外，凡说《易》家如宋衷、干宝、虞翻、荀爽、陆绩、侯果、蜀才、卢氏以及蔡景君、伏曼容诸儒，各守师承以立说……。以致王弼后起，尽扫诸前儒所说，而更以清谈，以为‘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至五行’，弥缝多阙，不如尽己之为快。而嗣此失学之徒，便于饰陋，悉屏绝汉学，专宗弼说。而于是辞、象、变、占四不存一，方、体、位、数十亡八九矣。乃考弼所注，卤莽蔑略，不可为训。其万不通处，则仍不能不袭诸旧说而窃入之。”毛氏认同汉人的互体说，如他说：“互卦三圣俱有之，见予《仲氏易》。《系辞》注中，若汉儒则京、焦、马、郑以后，无不备及。非是不足以成《易》也。”“旧儒论互卦，以京、焦、马、郑诸说为据，此师承之说也。”他肯定虞翻、姚信等人之卦变说，如他认为虞翻以卦变注《未济》上九“亦甚精确”,虞翻注《无妄》“所说本之焦赣……此正推易之所始”,  “姚信为《九家易》中之一人，应亦汉儒说《易》之有声者”。而王弼尽扫汉代互体、卦变、五行等象，其注《易》“卤莽蔑略，不可为训”。但他一方面“极诋卦变”，却又不能解《贲》“柔来文刚”“刚上文柔”，“只得仍取卦变解之，则漏败矣”,即所谓“其万不通处，则仍不能不袭诸旧说而窃入之”。

丁若镛特别赞赏以汉代荀爽、虞翻为代表的九家易，认为荀爽、虞翻等的象数和训诂多符合经文之旨。他说：“荀爽、虞翻二家之说，多合经旨。盖易学三十余家，其集大成者，九家也。九家之中，其集大成者，二家也。”“汉儒训诂，各有师承，未易訾也。”为了维护汉易象数之学，丁若镛对王弼进行了多次批驳。他认为王弼之学以老庄注《易》，摒弃汉代象数与训诂，背离了圣人易学宗旨。他说：“有所谓王弼者起，以私意小智，扫荡百家。凡自商瞿以来，相承相传之说，尽行殄灭。灭卦变，灭爻变，灭互体，灭物象，灭交易、变易，灭反对、牉合。塞众妙之窦，开纯浊之源，以阴售其玄虚冲漠之学，而举世混混，奉为至言，岂不嗟哉！”因此，在对待汉易和王弼易学的态度上，毛奇龄与丁若镛完全一致。

虽然毛奇龄与丁若镛皆崇尚汉易，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赞同汉代易学。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现汉代汉学易存在许多问题，并就其问题展开了批判。如毛奇龄针对汉儒卦变说中的问题提出批评。他认为，汉儒诸家卦变说多偏于某一方面，“或主旁通，或主正变，或以《乾》《坤》为父母，或以《泰》《否》为胚胎，或兼宗六子，或专本十辟，而挂十漏一，依彼失此。初未尝不与推移相合，究之守一则不能相通，遍易则无所自主，补苴傅会未免牵强”。尤其是汉儒卦变是一卦阴阳爻互变，变成另一卦， 一卦只能生一卦，即他所说的“推一谓止移一爻，遍易谓凡爻可易”。再如毛氏认为虞翻注《坎》“《乾》二五之《坤》”，是“《乾》来之《坤》，谬矣”。荀爽、蜀才、虞翻以卦变注《讼》则是“推易而未全者”。虞翻注《中孚》，曰《中孚》本之《讼》，毛氏认为“本《讼》则荒唐矣”。又如毛奇龄批评干宝注《乾》云“爻所自来则是《乾》 《坤》生诸卦，今反诸卦生《乾》《坤》矣”，“往来”也不符合象辞，“而于演《易》属辞之旨何与焉”。同时，他反思了宋以后的卦变说，指出：“延及赵宋，则仅晓王学而不识汉学。程颐作传，专斥诸卦变，而考其为传，周章难明。其万不通处亦终不能不仍取卦变而杂补之。 ……是以陈抟之徒不闻正学，反能摭京、焦余唾，推作卦变，取移易、倒易二义杂组之，以为变卦反对之图，而南宋朱汉上震曾录其图于《易传丛说》之中。至朱文公熹又谓：‘汉上《易》变只变三爻，则似于《彖传》不能尽通。’于是又别为之图。自一阴一阳起至五阴五阳止分作五部，庶几尽变而爻止一移，卦无三易……元儒朱升作十辟卦变，并六子卦变，而明儒来氏知德即以反对作变易，何元子楷专以《乾》《坤》为往来，虽名例稍殊而意不甚远。”毛奇龄还就朱熹为首的卦变图提出质疑，认为朱子卦变图的基本精神与“推移说”相合，但是因“未获纲要，未免取卦过杂”,“所谓头绪既棼，往来俱乱”, 因而未落实到注经中，此是朱子《本义》不用卦变说的原因，即“一阴一阳即五阴五阳，二阴二阳即四阴四阳，犹是此卦而两下分属，终属不合。若三阴三阳竟可以《泰》《否》截然两分……。而彼此溷列，青黄糅杂，所谓宜合不合，宜分不分者。此文公所以既为此图而每卦所注仍不用也”。又“宋、元后儒不解推易”，不明一卦可变三卦，“东推西认，无一是处”。

毛奇龄的“推移说”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卦变说的基础上，即通过检讨古代卦变说，有选择地吸收汉宋卦变说而建立自己“推移说”的象数体系。如毛奇龄的《推易始末》，“取汉、唐、宋以来言《易》之及于卦变者，别加综核”而成书。他说：“推易之说虽发自仲氏，而诸儒实先启之。西京以后，六季以前，必有早为是说者，而汉学中衰，遂致沦没。兹从列代论卦变一线相沿者稍参订之，以求合于仲氏之旨。”

与之相同，丁若镛在《易学绪言》中仔细考察了汉儒卦变说的渊源及传授，认为卦变说起自《易传》，汉儒荀爽、虞翻皆用之，后世姚规、侯果、蜀才则传授之。他说：“卦变之说，不自虞翻始也。孔子《彖传》，明白如彼，何咎于虞翻也？荀爽、姚规、侯果、蜀才之等，皆用推移。此其传授，必自高远，非今人之所得议也。”丁氏称卦变说为“推移说”，认为汉儒卦变说是朱熹卦变说之渊源。他说：“大抵卦变之说，自汉至宋，绵绵不绝，至朱子而大著。”“推移之义，汉儒皆能言之，朱子卦变图即其遗也。荀爽、虞翻之等皆主推移，历世相承，未有歧二，朱子《卦变图》，盖有所本，唯小过、中孚阙而不收也。”

同时，丁若镛就汉儒卦变说存在的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他首先批判了汉儒卦变说中的十二辟卦，认为西汉焦赣、京房等人的十二辟卦说，乱用社会品级命名。“焦赣、京房之等，妄为此说，附会分排，画蛇添足，为《易》道之紫郑，不得不辨。”其次，他认为汉儒卦变相互抵触，不能一以贯之。以虞翻为例，按照虞翻卦变说，二阳四阴之卦则自临、观变来。颐䷚是二阳四阴之卦，当本之临䷒观䷓，而虞注《颐》则违背了这一惯例，言颐自晋来。即晋䷢四之初为颐䷚。虞注《颐》“舍尔灵龟”曰：“晋，离为龟，四之初，故‘舍尔灵龟’。”丁氏认为二阳四阴之卦只能从临、观变来，不可以从其他二阳四阴卦（衍卦）变来。虞翻言颐自晋来，则自相抵触，而乱其法。他说：“虞翻推移之法，乱矣。颐自晋来，则衍卦皆辟卦也。而可乎？ ”又如按照虞翻卦变说，二阴四阳之卦则自大壮、遁卦来，睽为二阴四阳之卦，本当自大壮、遁卦来。但虞翻却言自无妄来，即无妄䷘二之五为睽䷥。虞注《睽》曰：“大壮上之三，无妄二之五也。”“无妄二之五，柔进而上行。”丁氏认为，虞翻是自乱其法，睽应从辟卦而来。按照汉儒卦变说，一阴一阳卦当本之剥、复、夬、姤，但是虞翻、蜀才等人为注经需要，而使一阴一阳之卦各持其例。如比卦、师卦皆为一阳五阴之卦，当本之剥、复卦。但蜀才注比卦云：“此本师卦。”丁氏说：“蜀才推移之法，亦乱矣。但云自剥，不云自复，又却云此本师卦，可乎？”

他又以汉儒卦变说批评朱子卦变说。认为朱熹卦变，一卦本之两卦。如朱子《周易本义》言随自《困》来，九来居初，又自《噬嗑》来，九来居五，又自《未济》来，兼二变；蛊自《贲》来，又自《井》来，又自《既济》来；睽自《离》来，又自《中孚》来，又自《家人》来。而丁氏认为朱子此处的卦变说不符合汉代卦变说：“此卦变之法，只取卦貌之相近者而谓之此从彼来。若然，谓之随从咸来，可也。又谓之随从益来，亦可也。何必困噬嗑而已哉！原来推移之法，卦各二母，而三阴三阳之卦，又止一母，九家以来，从未有卦从三母，如此所云也。”

由此观之，丁若镛将中国古代卦变称为推移，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推移说”源自汉宋之卦变，如他将朱子卦变图视为卦变说集大成者，为推移之义与推移说之正法： “朱子《卦变图》者，推移之正法也。”从而反映出丁氏推移说对于朱子卦变图的吸纳与继承。

卦变是汉宋象数易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以象数解《易》常用的方法。毛奇龄、丁若镛将移易或推移视为卦变，在此基础上，通过整合汉宋卦变说，创造发明了“移易说”或“推移说”。毛奇龄通过解释《系辞传》“乾坤成列”“刚柔相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提出了象数易学重要的概念“移易”，有时也称“推易”。他说：

阳与阳聚， 阴与阴聚，无所间错者，而乃从而分移之，移阳于阴，亦移阴于阳。《大传》所谓“乾坤成列”，则阴阳聚也。其所谓“分阴分阳”，则从而分之者也。所谓“刚柔相推”，则移之也，推者移也。而总以二语概之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然后推移之旨全焉。

以他之见，《周易》六十四卦阴阳符号的构成，有聚，有分。聚，指阴阳符号相聚不杂；分，指阴阳杂居。因此，《周易》六十四卦分为“聚卦”和“分易卦”两大类。阴阳相聚的卦是“聚卦”，阴阳杂居的卦是“分易卦”。十二消息卦为“聚卦”，《中孚》和《小过》为“半聚卦”，二阳四阴为《颐》《萃》《升》，三阳三阴为《咸》《恒》《损》 《益》，四阳二阴为《大过》《无妄》《大畜》，十卦为“子母聚卦”。由“聚卦”“半聚卦”“子母聚卦”推移而成的卦是“分易卦”，又称“分推卦”。

毛奇龄认为，“移易卦”为《周易》所固有，是文王系辞“特创一法”。孔子作《易传》重申之：“在羲画之时，未尝先画聚而后画分也，即序卦之时，亦未尝序聚先而序分后也。而文以为吾演卦演爻则必从其已聚之卦而移而易之，而然后系之以辞，故其分卦之为彖，则必与聚卦之所移有相发者。分爻之为象，则必与聚爻之所移有相应 者。”“演《易》系辞用移易也。夫《序卦》分经者，文王之为《易》也；演易系辞者，则亦文王之为《易》，而或云周公之为《易》也。夫文王、周公之为《易》则正《周易》也，今既说《周易》而曾不知周之为《易》也，而可乎？”因为系辞用移易之法，故“《周易》者，移易之书也”。既然《周易》是移易之书，用移易解辞合乎逻辑，因此毛奇龄用移易说解经文，解释卦名，“有以移为名者”，如《损》上艮下兑，艮为山，兑为泽，“艮兑名《损》，山泽无所为损也”。损䷨是泰䷊三爻移上，有减损义。《益》上巽下震，巽为风，震为雷，“巽震名《益》，风雷何以有益也”。益䷩，是否䷋四爻移画下，有增益之义。因此，“是当其命卦名时固早已豫启其例”。解释卦爻辞，如蒙䷆为临䷒初九所移，则卦辞为“初筮”。比䷇为剥䷖复䷗两卦所移，则《比》卦辞为“原筮”，为两卦所移，即两易，“原者，再也”。《小畜》初九言“复自道”，“《小畜》初九本《姤》四所移，今初四相畜不过，还其所相易者，故曰‘复自道’。不然，五阳一阴有何复道”。

毛氏移易符号系统出自汉宋卦变，但远比与汉宋卦变复杂。毛奇龄之推移法，基本上以汉儒十二消息卦为骨架而建构。他说：“汉儒以一阳《复》，一阴《姤》，二阳《临》，二阴《遯》，以至六阳《乾》，六阴《坤》，为十二辟卦。其《乾》《坤》纯阳纯阴无变，外余十卦各以其画变。以上十辟为主，与推易同。”但是他在汉儒卦十二辟卦基础上，以“聚卦”“半聚卦”“子母聚卦”二十四卦为生卦之母。汉儒卦变中一卦只能由一卦变来，而毛氏移易则是一卦可以由多卦变来，即一卦可以由二卦、三卦、四卦变来，与朱熹一卦由一卦或两卦变来不同。他从《系辞传》“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刚柔相易”出发，提出“移易说”，重塑六十四卦卦象符号系统，此说虽然不乏牵强之处，却以符号之移易解释卦爻辞，自圆其说，是对中国汉宋卦变说的整合与创新。

丁氏接受毛奇龄“类聚”“群分”的观点，他说：

    《大传》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十二辟卦者，方以类聚也；五十衍卦，物以群分也。

    阳与阳聚，不以阴而间之， 阴与阴聚，不以阳而间之（如复五阳，不以阴介之，观四阴，不以阳介之），此之谓类聚也（中孚、小过为中聚之卦）。群分者，十二卦分其所聚，衍之为五十卦之谓也（除乾坤及十二卦，则余卦为五十）。一升则一降，一往则一来，阴与阳而相错，刚与柔而相济，此之谓群分也。

这种阴阳相聚的卦称为“类聚卦”，阴阳杂居的卦称为“群分卦”。二者的关系，是生成和被生成的关系，即阴阳相聚的十二辟卦是其他阴阳杂居卦的母体。从其阴阳变动来看，这种十二聚卦生成其他卦的实质是十二辟卦的阴阳推移变动。丁氏称之为“推移说”，便是继承了毛奇龄的思想。

受汉儒卦变说和毛奇龄“移易说”的启发，丁氏的“推移说”也以十二辟卦为最基本的框架变出其他卦。他注《系辞传》云：“配天地者，乾坤二卦也。配四时者，十二辟卦也。……《周易》推移之法，全侔造化，故配之如是也。”“《易》之为道，以十二辟卦，分配四时。 ……一部《易》全体大用，唯在乎十二辟卦之变动往来。”与毛奇龄类似，丁若镛认为卦变（推移法）是圣人发明的，是易文本固有的，非汉儒所发明。他说：“《易》之为道，十二辟推移而已。若无此法，包犧氏原不必画卦，何者画卦，无所用耳。然则辟卦之名，遥遥巍巍，必自三古之时，已有此名，非汉儒之所新立也。”“先儒谓十二辟推移之法，始于文王，故唯《周易》有此法。”他把推移视为《周易》系辞的根据和解释《周易》最为重要的方法，认为“《易》词取象，总用推移。其或不然者，唯十二辟、两闰之卦，质朴少变，斯用交易、变易之象，自余虽半合、互体之类，无一不取象于卦变。此实作《易》之大义”,“系辞之文，彖词（文王作）则专据十二辟推移之象，而杂撰成文。十二辟之彖词，又据阴阳消长之运，及交易反对之义，而取象立文。至于爻词，则本之以十二辟推移之象，兼之以本爻所变之象，而杂物成文”。毋庸置疑，毛奇龄“移易说”是丁氏“推移说”的重要思想来源。

当然，丁氏“推移说”与毛奇龄“移易说”有本质区别。首先，丁若镛在言“推移说”时采用汉代卦气说，不仅取传统的十二辟卦，而且还取小过、中孚作为再闰卦，并从历法角度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其说比较接近汉代卦变说。毛奇龄推移主卦（聚卦）是十四卦（十二辟卦和小过、中孚卦）生其他卦，其移易体系出自汉儒卦变，又远离汉儒卦变。更为重要的是，丁氏将大衍筮法引入“推移说”中，将辟卦生出五十卦称为“衍卦”，并提出大衍筮法本之“推移说”而成。这与毛氏用“聚卦”“半聚卦”“子母聚卦”所推移而形成的“分易卦”有本质的差别。其次，丁氏“推移说”，一卦只能由另一卦爻变而成，不可能由多卦变出。而毛奇龄的“移易说”中不仅十二辟卦和小过、中孚卦可以变卦，其他卦也可以变卦。一卦不仅可以由一卦阴阳推移而成，而且可以由两卦、三卦、四卦阴阳推移而成，即所谓的一易卦、二易卦、三易卦、四易卦。因此，从数量看，毛奇龄分易卦不是五十卦，而是一百一十六卦，故其“移易说”显得有些繁琐。丁若镛不赞同毛奇龄“移易说”，曾就其中的“子母易卦”提出批评。他说：“近世毛大可别取三易之卦，谓之‘子母易卦’而列之于十辟之等，其为紫郑，甚矣。明此道者，不可不辨。”

再次，毛奇龄认为，移易卦是文王系辞“特创一法”。丁氏不同意毛奇龄将推移之法视为文王系辞“特创一法”。他注《系辞传》曰：“先儒谓十二辟推移之法，始于文王，故唯《周易》有此法。然羲、农、尧、舜之制器尚象，仍用推移之法，必其法自古同然，故孔子之言如是也。”这反映出丁若镛“推移说”有其鲜明的特色，与毛奇龄“移易说”有所区别。

结    论

受以毛奇龄易学为首的清初易学影响，东亚易学形成一股复兴汉学易的思潮，他们以李鼎祚《周易集解》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保存的汉学易为研究对象，运用考辨方法，通过考察、反思汉宋易学，重建了汉学易。以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的韩国丁若镛“推移说”为例，丁若镛与毛奇龄易学价值取向一致，推崇汉易，反对王弼易学。其象数易学中的“移易说”或“推移说”，是通过反思汉宋卦变说而形成的。二者皆认为“推易”《周易》系辞依据，为文本所固有。比较而言，毛氏“移易说”与丁若镛的“推移说”，无论是在思想渊源，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说明毛奇龄的易学乃至经学，不仅启发了中国乾嘉学派，还深深地影响了以韩国丁若镛易学为代表的汉学易学派乃至整个东亚易学。当然，毛氏移易符号系统出自汉宋卦变，又远比与汉宋卦变复杂。汉儒卦变以十二辟卦为变卦之母，而毛氏移易则是以“聚卦”“半聚卦”“子母聚卦”二十四卦为生卦之母。汉儒卦变一卦只能由一卦变来，而毛氏移易则是一卦可以多卦变来，即一卦可以由二卦、三卦、四卦变来，也与朱熹一卦由一卦或两卦变来不同。丁若镛“推移说”有独到的见解，既有历法作为支撑，又吸收大衍筮法的因素，不同于汉代卦变说，更不同于毛奇龄“移易说”。可见，东亚易学源自中国，可以视为对中国易学的延续与发展。在其形成过程中，它又是一个超越中国易学的连续性发展的整体。而中国易学主导了东亚易学的研究内容、思路和发展方向。东亚易学特点是传承与发展，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因此，东亚汉学易学和整个易学研究，是东亚乃至世界共同的学问，研究者应该跳出狭隘的民族意识，以更为开放的、宽广的视域，客观理性地对待东亚诸国易学，不能以一国易学研究取代他国易学研究，以此无视或否定其他易学发展及其创新性。既要关注东亚易学整体性研究，又要正视东亚诸国易学研究个性及其对东亚易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